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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亲密：从正义到爱（第2页）

有时候，我不是特别明白生命力对一个人的成就有着怎样的意义，但当我阅读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两卷本的自传时，就真的领悟到了。之后，我在印第安纳州得到了第一份工作，觉得自己和他很像，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地理学者，被自己的前辈所吸引。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工作却和动植物的分布或“华莱士线”没有任何关系。而正是这样的事情导致了华莱士两兄弟截然不同的命运。阿尔弗雷德·华莱士用了四年半的时光(1848—1852)在亚马逊盆地“钻研昆虫的奇特生命”。他弟弟赫伯特·华莱士(Herbert Wallace)在1849年也加入其中，想看看自己是否也能从事自然史的研究工作，但在此过程中，他却越来越绝望。他之前也干过很多工作，但却从未热爱过任何一份工作。在热带地区干了一年后，他又认定，研究自然不是自己的使命之所在。阿尔弗雷德·华莱士记述道：“他对昆虫和鸟类不感兴趣，也不愿培养兴趣，这条路，他是走不下去的。”

之后，阿尔弗雷德虽无法理解弟弟缺失人生方向和动力的原因所在，却转向了对生命力的思考：“他的不幸源于缺乏系统性的在校培养，对机械重复性的工作缺乏热情也无动力，无足够的力量去克服先天和后天的不足。”赫伯特离开了考察地，去到贝伦市(Belém)，决定登船返回英格兰，但却在流行病肆虐的港口不幸染上黄热病去世了，那年他才22岁。

赫伯特缺少生命力，而阿尔弗雷德却充满了生机活力。虽然赫伯特经历了一次人生，但他的生涯和他的哥哥比起来就像患了贫血一般羸弱。他哥哥游历世界，获得了知识上的成就。可见，天赋需要配合激情才行。爱德华·布里南(Gerald Brenan)指出：“但丁认为，天赋等同于强烈的欲求。由此而推知，写作和绘画的天赋是从渴望写作与绘画的欲望中生发出来的。”布里南认为，真正的天赋，甚至是纯粹心智意义上的天赋，绝不仅仅是一种能把事情做好的诀窍。重要的在于，它还必须充满活力，就像可充电的电池——能够释放出能量，能量可以得到补充，而且还是定期的补充——有些人身上的电比其他人多得多。对我来说，这是根本性的不公平，因为这不仅关乎成功和名誉，也关乎日常生活的质量，关乎活着的意义。

生命力也是一种优势。或者说，生命力可以让某些优势得以从容地发挥出来——就像精神的广博或人格的豪迈——因为从容，而显得自然；亦因自然，而显出魅力，令人尊重。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坐灰狗巴士，因为便宜，而且这也是一个能让我看见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好机会。在比较大的城市里，车站里总是云集着各色人等。但有两种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一种是羸弱的老妇，另一种是朋克青年。当巴士靠站的时候，这些老妇会紧抓着烂朽的手提箱冲到车门口挤上去，而其他乘客则都被挤开了。而那些朋克青年们则不紧不慢地等到最后才上车。他们身上什么都不带，最多只带一个收录机和一把梳子，偶尔刮刮油腻不堪的头。到了车上，紧张兮兮的老妇们会喊这些朋克青年们帮忙把行李箱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去。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些朋克青年二话没说就照做了，他们前臂轻轻一伸，行李就给掷了上去。那时候，我便会猜想他们是做什么职业的。是机械厂里的学徒，是农民、服务业工人、财贸学校里的学员、海军陆战队的新兵，乃至于一些不三不四的团伙里的小混混？但不管做什么职业，他们在灰狗巴士里的表现俨然是一位位绅士。巴士里的世界使得每个人都舒适自信。他们以一种随意的无畏去帮助陌生人，在我眼里，这真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第二个例子是多年之后发生的一件事。1982年11月底，连续下了多日大雪。当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十层楼公寓的窗户向外眺望时，可以看到整座城市都覆盖了厚厚的积雪。而我却傻乎乎地还是开着车去上班，结果可想而知，车开出去半英里就陷在了雪地里。路上还有几辆车和我一样动弹不得。我打算弃车离开，但那一刻，有人在街对面向我挥手。那人刚把一辆车从积雪里推了出来。他跑过来对我说，可以帮我一把。这样，轮胎再次转动了起来，车辆缓缓向前滑行，地上出现了雪的碎片，压在了车轮底下，但没有结成冰，于是产生了阻力。这样，我的车就能靠自己的动力向前行驶了。

我载了他一程。我对他说，倘若我去不了办公室的话，就会回到住的地方“河塔公寓”(the River Towers Condominium)。他说他刚好也在那儿做机修工。我们在雪地里慢慢前行，我问他家住哪儿，他说住在圣保罗镇，他把车抛锚在了返程几英里处的一个地方，当时他正好赶往明尼阿波利斯，还沿途帮了好几辆困在雪地里的车子。我听他这么一说便感到很震惊，这让我想起了《圣经》里的故事，尽管我确信他当时并没有刻意去隐射《圣经》里的金律。就像基督一样，他所做的事不是为了“拯救自己”，而是为了拯救他人。在车里，因为我必须全神贯注地驾驶，所以没法去看身边这位“救星”长什么模样。等到了车库里，我可以端详他了。我发现，站在眼前的，竟然是一位充满活力的青年。我感谢他的时候，他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面带灿烂的笑容。于是，我开始天马行空地想象他一定是一位降临人间的天使长，是来帮助我们这些受困的凡人的。

因为这两件事都呈现出了我很钦佩的一种优点，所以我记忆犹新。但背后还是带着一丝惭愧，因为我更欣赏的是其中的美感，而非它们的道义。我甚至会羡慕年轻男孩儿身上所具有的生机活力，而这正是我缺乏的一种天赋。我一直是个病恹恹的孩子，虽然成年后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总是缺乏一种能够去帮助他人、在社交场合活跃气氛的热情洋溢的力量。我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当遇到陌生人需要指路的时候，我常装作看不见，而不是主动上前帮助。当遇到缺乏安全感的学生时，我不是面带微笑地去鼓励，而是常板着一副正颜厉色的面孔。这绝不是我喜欢的样子，这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但我又能怎么办呢？用意志力去改进吗？有时，意志力确实可以当作生机活力的替代品，但遗憾的是，意志力总是不如生机活力那样吸引人。所以我觉得，我生命力的缺乏乃源于身体上的缺陷。对此我很怨愤，因为我其实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有魅力的人——倘若“生命的绿泉”能在我的血液里涌流得更快一些就好了。

我也常把生命力同生理上的勇气联系起来，这也是我所缺乏的。在我看来，怯懦是最可耻的人类品性，所以意识到身体里欠缺勇气会带来持续性的羞耻感。我童年居住在重庆的时候，只要一有机会就和小伙伴们一起踢足球。我们把布扎成一大捆来当作足球踢。有一天，父亲送了我们一个真正的皮制足球，我们真是惊喜万分。我们不仅形影不离地带着它玩，甚至就连吃饭睡觉时都抱着它不放。而唯一的缺点是，它太硬了，我一点也不想让它撞到我的胸膛或脸上，这让我有些心悸。但我却把恐惧压在了心底，去当守门员，成为“众矢之的”。当球飞过来的时候，或一个男孩儿带着球像炮弹一样冲过来的时候，我就奋不顾身地用身体去阻挡足球或那个男孩儿。但这样做并非因为有勇气，而是那一刻只觉得，这是我的最后一次了，肯定活不过这次劫难，过后就再也不必面对这玩意儿了。

为什么当守门员会比在场上跑让我觉得在比赛中拥有更多的操控感呢？答案同样是缺乏生命力。守门员基本上是待在一个地方的，而不用追着球，也不用逼着自己满场到处跑。这是一种被动的勇气，意味着站稳自己的地盘即可。但我钦佩的却又是一种主动的勇气——行动的勇气，设定目标的勇气——男性的勇气。其实我从来都没能把球抛到过合适的位置上去。这涉及一种性别上的差异：女孩儿很难抛好球，因为她们只使用手臂的力量；但男孩儿则会借用整个躯干的力量去抛球——他们会把整个身体往前倾，像几乎快要摔倒的样子。但我却不愿冒着要摔倒的危险去抛球。在每次比赛中，我几乎都是极力掩饰着无法抛好球的羞愧参与其中的。

所以，勇气不仅包括身体里的活力，能够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境地；还在于在行动上有决断，能在关键时刻保持沉着冷静的心态。说到这里，我又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勇气了。但是否真是如此，我也没有测试过。之前我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印象极其深刻，让我体会到生命的样子和人生会遇到的难以预料的挑战。这则报道是关于亨内平大道(Hennepin Avenue)上的一则抢劫案。里面写道：“我当时和妻子在一起，那个劫犯就拿着枪朝我们走了过来。他举着枪对准我的妻子，我吓坏了，但什么应对措施都想不出来。但不知怎么的，我保持了冷静。然后，那个人又举着枪对准了我的头，我还来不及反应，竟已经号啕大哭了起来，还不停地哀求着。我哭着说，孩子们是多么离不开我，我给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等等，只是感到崩溃，彻底的崩溃。”1970年9月23日，这名男子对《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记者如此说道。后来，他获救了，也没有受伤，只是自尊心遭到了打击。

1957年，我读了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小说《堕落》(The Fall)，是英文版的初版。在一个阴冷的夜晚，一名男子过桥听见传来扑通一声，有人落水了。这名男子会游泳，但却没有施救。相反，他却待在那儿衡量着施救的各种利弊，直到一切为时已晚。而那个男子就像我一样。另一个男子则不像我，但可能像理想中的那个我。那个人叫莱尼·斯库特尼克(Lenny Skutnick)，他有过一次英勇的救援行为。1982年1月13日，佛罗里达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坠落栽进结冰的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里。斯库特尼克二话没说就跳进河里，经历了重重危险后，他救起了一名女子，自己被送进了医院，因为他的体温降到了危险指标以下。后来他回到家里，邻居们、记者们又开始用各种问题包围他，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是怎么鼓起勇气跳进河里的。斯库特尼克似乎感到很困惑，只是说道：“我当时看到她正好沉下去了。如果不救的话，她就会死去，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我只得耸耸肩，感叹之余，意识到了一种值得钦佩的生命态度。像斯库特尼克这样的英雄总是会觉得为陌生人牺牲自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别人的大惊小怪才会令他们感到困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强调的是冲动下的英雄主义：同一个时刻里，一边是一个人坐在舒适的汽车里，期待着在家里的炉火前享用美酒，另一边是一个人跳进冰冷的波托马克河，试图把一个挣扎的妇女托在水面上。这种明显的对比，不仅是命运使然，还源于人的天性和意志。但这并不是说只有这种突发事件才是检验勇气的唯一标准。其实，还有其他途径，包括计划之中的事情和事业。盖伊·威洛比(Guy Willoughb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89年的一天，“他脱下干净整洁的衬衫——在喀布尔（阿富汗）常穿的那件衬衫——匍匐在喀布尔北边的一条公路上，在苏联的雷区里作业。这位前英国军方的士官长，用一个金属探测装置、一根探针和一双手排除了大量地雷，开辟出一条狭窄的通道。之后，这名29岁的英国人又和他的同伴保罗·杰斐逊(Paul Jefferson)去往另一个小雷区作业。回到喀布尔后，威洛比——也是前印度总督的曾孙——将去往英格兰度假，养马和马球运动是他的爱好”。

上面的文字取自1989年12月3日的《纽约时报》。那天，我还浏览了所有的头条新闻，但都记不住了，这条位于后版的报道却让我记忆犹新。盖伊·威洛比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阿富汗人还胜任不了这项任务。另一个原因则在于高贵的品格——一位出身名门的英国人对一个国家的责任感，这是人民为之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国家。同时，我发现在这一勇气里还体现出一种张弛有度的可贵品质：他脱下干净整洁的衬衫，在喀布尔北边的雷区里匍匐作业，之后又飞回英国打马球，这呈现出一种生命的意义，在语言陈述展现的整个画面中活灵活现。

那么在道德的勇气上，我是否也低于一般标准呢？如果说勇气就像一颗狮子般的心，敢于面对身体和道德上的挑战，那么我是低于这一标准的。毕竟，牺牲的同样还是生命。身体的勇气会带来生命的牺牲，那么道德的勇气也同样会让生命受到威胁，因为它会让你遭到周围人的排斥，最后失去支持你的福祉，无法维持你的生命。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位英雄，虽然遭到排挤、失去工作，他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看到的真理说出来。因此他被开除过不止一次。既然我是一名学者，总感到有压力要去支持那些激进学生们的观点和他们的目标，那么，马格里奇就总是能给我一些力量，让我去承受这样的压力。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压力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

1966年，马格里奇被爱丁堡大学的学生会选为校长。这当然得益于他与英国当权派相左的观点和发出的批评之声。校长的工作几乎都是仪式性的，而非仪式性的职责是要把学生的请愿书递交给大学的管理机构。1967年，学生们想在校园里自由使用大麻和避孕药。马格里奇收到了他们的请愿书，但却没有采取常规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而是在1968年1月14日的年度校长致辞里做出了回应。通常，校长们都会利用这一盛大的场合来哗众取宠一番，尤其是取一下学生们的宠，因为他们毕竟是学生投票选出来的。然而这一次，这位校长说话的语气俨然就像一位出离愤怒的《旧约》中的先知。他说，如果是为了反抗如今这个走下坡路、精神萎靡的英国社会，自己可以理解任何一种方式；但是与其说让他出于公义而愤怒，不如说“这真是极度令我感到伤心而滑稽，学生们叛逆的方式竟然是想要大麻和避孕药，这简直是最恶劣的逃避和自我放纵的行迹！……嗑药和滚床单，这是世上那些浪荡货色才会挖空心思追求的东西”。

就我自己而言，我敢不敢像他那样穿上礼服，去面对学生们满怀震惊的失望和抗议，以及那一刻极度沉闷的寂静，或者是四起的嘘声和倒彩？相反，在那个场景下，我完全可以用一些华丽的修辞，说一些夸夸其谈的话来赢得学生们的喝彩。我想，我做不到他那样。其实困扰我的主要还不是道德上的懦弱，而是身体上的懦弱。我的困扰就在这一点。我的一个朋友屡次受到别人的批评，而那些人的观点我不仅赞同，其实也代表了我自己的所需。但我却从没有只保持沉默，而几乎总是站出来为那个朋友辩护一番，即便每次他都不在场。但是，我从未测验过自己在身体上是否也有同样的勇气。如果刚好有个劫匪正在公共场合抢劫一个路人，我敢冲上去保护那个人吗？我不知道。可能我不敢吧——这样的想法让我感到难过。

如果是在公开场合说一些不受人欢迎的话，我测验过自己，但没有通过。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我对我任教的大学里贴出的标语“设计服务于多样化”深表怀疑，因为这个口号替换掉了原来的口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我没有勇气在教职工大会上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如果我提了，必然会遇到不理解和愤怒。所以，在这种时刻缺乏勇气是很遗憾的事情，更别说挺身而出同匪徒搏斗和保护路人了。我从未在身体上有过这样的勇气。但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的工作正是要冒着不受欢迎的名誉之险，为我所向往的真理之光发出声音才对——包括这所大学的本质应该是什么。终身教职也正是为此而设立的。但我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因为我自有一种性格特点，习惯于站在他人的角度看世界，所以总是动不动就给自己找一种借口，即“他说的或许有几分道理”——但其实也许并没有——这也勉强算给我自己找个台阶下吧。

能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并体会他人的情感和需要，通常会被视为一种优点——是在想象的层面上对自我的拒绝。其中也关联着人的生理特征：女性比男性、内向者比外向者更有这样的天赋。但更多的情况是，相比于勇气和生理上的勇敢而言，同理心更能通过不断的训练而得以增强。这种品质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起来的，它潜藏于每个想得到它的人的心里面。正是这样，我才不至于感到自己在各方面的天赋上都低人一等。何况，在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一方面，我不但不比别人差，反而认为自己是高于一般水平的。

我可以用一则痛苦的童年经历作为例证。我哥哥11岁那年参加南开中学的入学考试，考试难度极大，尤其是数学。考完后，他垂头丧气地对父母说自己没考好。我无意中听到了他的话，于是哭了起来。母亲气恼地问我：“你哭什么？是你哥没考好。”我也没法回答什么，只觉得，如果我是我哥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几乎沉浸在了他的焦虑和失望里。当然，我的伤心也在于过些年我也可能会参加这场考试，但不全是这一个原因。其实更让我伤心的，并不是那一片悬在未来的阴云，而是当下的沮丧——我哥哥的沮丧，也就是我的沮丧。这件事之所以记忆犹新，还因为我父亲从来不让我忘了它，我也从来预料不到他会在什么场合里专门提起这件事。只是每当他提起来的时候，我只觉得自己可笑的软弱又被他无情地揭开了。

我或许天生就是一个孤孤单单的孩子，因为我经常爱玩一些孤独的小孩才会玩的游戏，也就是去想象如果自己是另外一个人的话，会是怎样的。我能够在任何地方玩这个游戏，尤其是当我坐在悉尼的家里那道玻璃门廊上，望着玫瑰湾对面的车辆像玩具一样四处移动的时候，这种想象力就会达到极致。我会想象自己随意选一辆车坐上去，看一下从这辆车里望出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不仅会把自己放到那个乘客的位置上去想象，还会幻想我自己就是那名乘客——一个澳大利亚的孩子正开着车去参加板球比赛，或者一名成年男子正赶往会场的路上，等等。我特别喜欢从别人的视角去看世界，去感受他们的感受。“移情”(empathy)对我来讲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而且我也在不断培养它，把它变成更具有社会性和产出性的能力——共情(sympathy)。